陶希圣（1899—1988）
政学双栖陶希圣（ 之一）
文/曾庆伟
一
说起民国时期黄冈仓子埠的文武风流，有一个人绝对躲不开我们的视线，这个人就是民国牛人陶希圣。陶氏有多牛呢？贺渊在所著《陶希圣的前半生》后记中说：“在台北‘国史馆’里，保存有陶希圣的卷宗，案卷里存有陶希圣的许多照片，无论是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之侧，还是后来一任又一任台湾当局领导人——蒋经国、严家淦、李登辉之侧，都能看到一个白晳、干净的小老头，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他看向镜头的眼光沉着而安详（1）。”或可这样说，陶希圣是一个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和退台后一任又一任的执政者谁都不能小觑的人物。
回看中国现代史不难发现，陶希圣确实是民国时代产生过重要
影响的人物，当然也是一个饱受争议的历史名人。从他的政学经历看，正好印证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名人身上是非多。不管是否愿意，他一辈子都在是是非非的漩涡中沉浮，生前如是，身后也没躲过是非的光顾。从民国时期始，对他或褒或贬的争议常见于报刊，对他攻讦或褒扬之声不绝于耳。1949年国民党撤退至台湾后，由于海峡两岸对峙，台海两边对民国时期一些风云人物的评价大相径庭，譬如对民国时期政学两栖的风云人物陶希圣的评价即是如此。
在大陆一些正统史家眼中,陶希圣是一个“汉奸”,是国民党的高级战争罪犯（1949年初，陶希圣被中共列为第四十一名国民党战犯），是著名的“反共健将”。在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眼中,陶氏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成就卓著，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级智囊和党国倚重的“文胆”。尽管陶希圣在全面抗战初期曾一度追随汪精卫推动所谓对日和谈的“和平运动”,于1938年底随汪精卫、陈璧君出走越南河内,参加组建汪伪政府并出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国民党部”宣传部部长，这无疑是一个背叛中华民族的汉奸行为。然而1940年初“高陶事件”的“非常事端”发生,陶氏拼命挣脱汪伪集团的卖国泥淖而回归战时陪都重庆，却未受任何处罚,依然受到重庆政府重用，继续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五组工作，被授少将军衔，之后更是在党政中枢一路位居要职，当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多年。
在汪精卫、周佛海等的眼中,高宗武、陶希圣一夜之间脱离汪伪集团,并在香港《大公报》及重庆等多家报刊上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使日本暗藏的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和汪伪集团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大白于天下，汪伪集团由是惶恐不安，内部大乱,汉奸巨头们恼羞成怒，汪精卫斥陶是“男盗女娼”，周佛海对陶希圣更是恨意切切，甚至连杀陶希圣的心都有。周在日记中说:“……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而顾颉刚等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对陶希圣则又是另一番评价：陶希圣是一位“开创学派的社会史教授（唐德刚语）。”“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最早的两位大师之一（顾颉刚语）。”民国以来，由于各人站位不同，角度不同，对陶希圣持不同看法，使他留在历史底片上的影像呈现出模糊多样性。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人对陶氏一生或臧或否的评价，尤其对他在历史上曾发生的“非常事端”中的行为表现所作的不同解读，像裹附在他身上的重重纱幕，使他的真实形象让今天的人们愈加漶漫难辨。
为了让今人能够客观地回到历史的场景，看看这位在民国时期政学双栖的风云人物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我们有必要对陶希圣漫长的人生历程作一番梳理与探究。
二
清光绪二十五年（1889年），陶希圣本名陶汇曾，希圣是他的别号，出生于湖北黄冈县（现武汉市长江新区）仓子埠孔家埠陶胜六湾。1926底年，陶氏受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3月22日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之聘，任该校政治教官，军衔为中校。陶希圣的任命状由时任校长蒋介石签署，当时聘书上使用的名字是他的别号陶希圣，以后，陶希圣为世人所熟知而淡忘了陶汇曾之名。
在陶希圣13岁那年（1911年），由于陶家人多口阔，陶胜六湾的老屋已不能满足一家老小的居住需要，陶家便在仓埠镇大街的“下街”购置了一所房屋（今仓埠街正源路10号处）。此屋原是一爿榨香油的榨房和住宅合二为一的建筑，房屋共有四进：第一进原是安置木榨之所，后木榨拆除，屋子较为宽敞。第二进是正屋，亦即堂屋。第三进是上房，为陶家一家老少的起居之所。后进是厨房与家庭工作的场所。陶家在仓埠下街购置的宽敝屋舍与现在的徐源泉公馆同在一条街上，所以，陶希圣与徐源泉实际上是仅隔着一条窄街的门对门的街坊。
陶希圣仓埠居所旧址在今仓埠街正源路10号处。图片中的马路即是当年的下街，其右侧建筑所在地的一片区域是陶家仓埠故居，马路左侧建筑为徐源泉公馆。陶家仓埠故居在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没收，后分给镇上十余户居民居住。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有几户仓埠居民在陶家仓埠故居旧址上盖了几栋楼房住家，陶家仓埠故居便完全失去了历史的原有模样，湮没在岁月的长河里了。
图片提供：章之龙。
三
据陶希圣在其所著《潮流与点滴》中的记载，陶氏这一族自江西迁移湖北黄冈仓子埠西乡的陶胜六湾，至陶希圣父亲陶月波（号月舸，字炯照）这一辈已有十八代。数百年间，陶氏一族在倒水河畔过着累世为农，男耕女织的生活。到了陶希圣祖父陶上亭那一辈，陶家这一房为了免受同族的欺凌，决计从子侄中选择聪敏者读书课字，并严厉督教。陶希圣的父辈有三兄弟，老大陶镇吾，老二陶月波，老三陶公迪，兄弟仨按其父要求，折节读书，准备走科举考试入仕的传统正途。
陶镇吾、陶月波、陶公迪仨兄弟都没有辜负父辈的殷切希望，皆有所成：陶镇吾乡试及第，有了举人身份，出而为仕。陶月波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举拔贡，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入京应试，中经济特科，名列一等第四名，进士及第。但陶月波时运不济，因为老佛爷慈禧不喜欢考中第一名的梁士诒，斥之为“梁头康尾”，下令废置所有一榜及第人士。陶月波在北京、山西间辗转，后来以实缺知县分发河南，历署夏邑、新野、安阳、叶县及洛阳等县事。民国后，陶月波曾做过湖北黄陂县长，后官至河南汝阳道尹（2）。
陶公迪考取公案首委才，也就是人们熟知的秀才，后受新兴工业浪潮的影响，开发矿业，曾出任湖北大冶源华煤矿公司总经理（该矿是在民国元年由陶月波与周晋阶等人创办，后来为了改土法采煤为机器开采，陶家力主改组为有限公司，增加股款，并改选陶公迪为总经理。
陶希圣母亲揭氏娘家本为仓子埠周山铺（现称周铺）的富商大族，在清末时家族衰落。从陶希圣在《潮流与点滴》中的回忆和其夫人万冰如在《逃难与思归》自传中的记述看，揭氏这个妇人确乎是“嘴有一张，手有一双”的治家能手。按照陶希圣三子陶恒生的说法，揭氏是沾染了晚清“老佛爷”习气的官太太，在儿子、媳妇及孙辈面前有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陶希圣父亲陶月波在1921年病逝，揭氏却一直活到八、九十岁才离世，揭老太太儿孙满堂，也算功德圆满。
陶月波夫妇共育有两男五女，长男陶述曾（别名陶翼圣），是中国著名水利工程专家，长期致力于水利、河港及交通工程建设。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陶述曾曾任湖北省副省长兼湖北省水利厅厅长，1975年后长期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希圣是次男，小陶述曾3岁，陶希圣之下还有一个妹妹，陶家人称之为五妹。
陶月波为官经年，官职为晚清及民初时的县、道主官，所以陶希圣的出身肯定不能称为寒素，甚或可算得上是官家子弟。陶希圣幸运的是，父亲陶月波不止是一个会做官的官吏，还是一个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智识分子，用现在的说法，是个“学者型”官员。
晚年陶希圣对于儿时的温馨记忆很有画面感：中原、古道、骡车，开封古城墙……他3岁时随父亲到河南，4岁至8岁从父在河南夏邑及新野任所读书，初读四书、五经，继而治《史记》等前四史。9岁到河南最早开办的开封旅汴中学读书（这所新式学校的创建，陶月波出力甚多）学习科目包括算学、英文、历史、地理、格物（即物理与化学）以及博物（讲述动植物矿物）和体操等课程，所受的教育属于当时最新式的教育。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 “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之后各省新学兴起，所以处于新学与旧学的交替之际，年少时陶希圣的受业是新旧参半，兼而有之。他在旅汴中学的学习成绩很好，历史课学得尤其出色，晚年他回忆少年读书时的情景说，“每值考课，常交头卷，取高分。”
1911年，陶希圣随父由洛阳返乡，全家由陶胜六湾搬到仓埠镇上的宽宅大院居住。陶希圣在父亲的督教下，在家自修古书，尤着力于《史记》、《汉书》等前四史。父亲教导他，治学须以经世之学为主，他认为中国的政治一向以儒法兼用，期望陶希圣能以史学入手兼治法学。陶希圣后来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上取得骄人的学术成就，显示出了厚实的传统史学功底，这应该仰赖于其父陶月波早年对他学业上的辛勤浇灌。陶希圣在晚年时常说：“家学所传者为史学，大学所受者为法学。史学与法学的两道思潮，汇合为中国社会史学。此生若有可称为学者，只是中国社会史学而已（3）。”由此见得，陶希圣在仓埠故居两年的经史学习以及长期在父亲督导下的用功，可谓定下了他的学术未来。在我看来，陶希圣从北大毕业后能以教书做学问开始立足社会，后又在政学双栖都有不俗表现，与他有这么一位经史造诣极深的父亲大有关系。有陶月波这样的父亲，不能不说是陶希圣的人生之幸。
民国初年，陶希圣随父到省城武昌，先进博文书院读书，后就读于湖北省外国语专门学校。他偏爱英语，考入英文馆。他的英语老师是个英国人。陶希圣后来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编辑，从事翻译工作，表现出极深的英文功底，追溯起来，他厚实的英语底子是在湖北省外国语专门学校打牢的。
四
1915年，陶希圣随父前往北京，在国会议员汤贯如、北京大学总教务长舒先生帮助下，16岁的陶希圣投考北大预科而被录取。他在读北大预科期间，师从沈伊默、沈兼士等先生，所学教材是《文心雕龙》、《吕氏春秋》、《淮南子》、顾亭林《日知录》、章太炎《国故论衡》、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尤以自修宋儒学案与明儒学案最为得心应手。读北大预科时，他就表现出了不凡的资质天赋，虽然“只是勤学而非苦学”，考试成绩却每每名列前茅。
1919年，陶希圣升入北京大学法科（后改称法学院）学习，法学成为他的主攻方向。大学二年级，他选修德、日法律，因为我国民初时制定的民、刑法典都是以德日为蓝本的。由于德文难学，他就先学日语，然后再学习日本的民商法；他学习德国民法，借助英文攻读罗马法与日耳曼法的英文版著作;他选读法理学、法哲学的相关著作，涉猎新黑格尔派、新康德派以及社会法学派与历史法学派、日本法理学的著作，兼学欧美法学。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他买到两本书，其自认对日后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本是英文版梅因的《古代法》，另一本是清代胡培翚著的《仪礼正义》。读《古代法》让陶希圣明白西方法律与东方法律存在着逻辑上的根本不同。读《仪礼正义》则使陶希圣领悟到研习古籍，必定要先了解古代的政治和社会基本制度，古代典籍中保存有大量古代制度的信息，值得花大力气发掘整理。这件事，他于20世纪30年代在北大当教授，提倡《食货》治史方法时而得以实践，并取得了相当成就。
在北大读本科4年，陶希圣除了广泛阅读汲取知识营养完成学业之外，还经历和完成了人生中值得一说的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他在读大一时结婚了，娶了老家仓子埠万家大湾的万冰如小姐为妻。中国传统社会最看重男子生命历程中的两大事：成家与立业，陶希圣此时完成了一桩人生大事：成家。
陶希圣与万冰如是娃娃亲。陶希圣出生七个月时，陶月波与同邑万信民（系逊清秀才，曾当过江西横峰县知县，既是万耀煌的族叔，也是万耀煌的姨父，所以万信民女儿万冰如既是万耀煌的族妹又是表妹。）当面替陶家次子陶希圣和万家长女万冰如订婚。传统社会的男婚女嫁，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正经路子，仓子埠有名的正经人家陶、万两家嫁夫娶妇，当然也得走这条路。但陶希圣与万冰如的婚姻，虽然也是遵“父母之命”，却少了“媒妁之言”的程序，因为为陶希圣和万冰如保媒之事，陶家与万家都没有假手媒婆撮合，陶希圣的父亲和他的岳丈自兼了，于是，陶、万两家都省了一份付给媒婆的打发钱。
陶希圣、万冰如夫妇一家
1918年2月，19岁的北大一年级学生陶希圣娶了大他一岁的万冰如为妻。万冰如虽是仓埠乡下出生的女子，但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村姑，她曾随父在省城武昌住过很久，不仅做家务、纺线织布是能手，且识文断字，具有一定写诗为文的能力。她的父亲万信民有秀才功名，当过前清知县，后做塾师，又比较开明，万冰如姊妹做家务之余，都可以跟着父亲读诗课字，10岁时能背诵《古文辞内纂》的文章，又会做诗。万文武、万文周主编的《万氏诗词》中，载有万冰如年少时的诗作数十首，如《踏青》：
相邀缓步出郊行，屐没苔痕绿野平。
一派迷离芳草岸，依依迎送总多情。
陟彼高冈势出群,苍苔涨绿各平分。
奇花皎洁光弥艳,夺得天孙织锦纹。（4）。
万氏在70岁时，写了一篇几万字的自传《逃难与思归》（见陶希圣著《潮流与点滴》），记述了其嫁入陶家50年的生活情状。在陶希圣万冰如夫妇相守的近60年中，陶家上下一大家子的人吃马喂，几乎全靠万冰如一手操持料理。陶希圣三子陶恒生说：她母亲“一直扮演着一个普通妇人绝难胜任的角色。她坚定、勇敢、嫉恶如仇，带领着全家几次渡过难关，绝不仅是一位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而已（5）。”从万冰如嫁入陶家近60年的经历看，陶希圣能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就，当与万冰如一生的陪伴和奉献是绝然分不开的。
第二件事，是陶希圣亲身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会。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当要求，但巴黎和会无视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的事实，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屈服于英、美、法、日、意等国的压力，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的呼声，在1919年6月28日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输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时，陶希圣已是北大法学科学生。1919年5月3 日，北大法科大礼堂挤满了本校还有北京其他学校的学生代表,大会开始后，北大学生中有几位同学登台演说，但话都没说在点子上，会场反响平平。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生代表中有一位贵州籍的刘姓同学从人群中站起来讲话，他的口才很好，他说的话对北大同学有极大刺激作用，会场气氛顿时躁动起来。北大政治系学生谢绍敏登台演讲,“在慷慨激昂之中,咬破手指,撕下衣襟,写了‘还我青岛'的血书’,揭示大会。大会决议通告各大专院校学生于明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大会，会后游行（6）。”
5月4日,学生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开大会，要求北洋政府惩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会后开始游行示威。游行示威的学生队伍走到东交民巷使馆区时，受到军警阻挠，于是转向去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处。曹汝霖逃走。游行的学生痛打章宗祥之后，有学生翻墙跳进曹汝霖住宅，不知是何原因，赵家楼骤然起火,浓烟弥漫，一时间秩序大乱。赵家楼胡同没有支巷，进入了胡同的陶希圣随大队人马后退,“眼看着巡官向胡同里走进来,只得靠到一个住宅的门口,作出旁观者的姿式,才避过巡官,然后从容走出赵家楼和石大人胡同（7）。”
章宗祥被打伤，曹宅又起火，军警下手抓捕了集会游行的学生等30多人。当晚北大学生又在法科大礼堂集会，北大校长蔡元培登台讲话,陶希圣清晰地记得，蔡校长的声音低微沉重:“现在已经不是学生的事,已经不是一个学校的事,是国家的事。同学被捕,我负责去保释。”
次日,北大法科学生照常到译学馆上课。第一堂课是刑法,学生们最关心的是学生集会游行、赵家楼起火的法律问题以及被捕同学的责任问题,刑法教授张孝簃先生遂被团团围住。张先生斯时兼任总检察厅首席检察官,出言谨慎而又斩钉截铁:“我是现任法官,对于现实的案件,不应表示法律见解。我只说八个字:法无可恕,情有可原。”第二堂课上宪法课,陶希圣清楚地记得,宪法教授钟庚言先生神情凄然地步入课堂,“声随泪下,全堂学生亦声泪并下”。
5月5日，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总罢课，下午各校学生全体大会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开会，陶希圣也在会场。在五月至六月间,他参加了所有的学生会议,但在大会之外,则在他居住的八旗先贤祠宿舍里研读罗马法,或去福寿堂旅馆侍候来京的父亲。从陶希圣在“五四运动”的表现看，不能不说陶希圣乃真书生耳。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对青年陶希圣思想上的振动不可谓不大。
五四前后的中国，世界上各种社会政治思想都向中国学术界源源输入,而青年学生普遍对各种社会政治思想都感兴趣，于是五四以前初见萌芽的“民主与科学”口号才获得滋长的机会。同时,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乃至工团主义,等等，亦风起云涌。各种政治思潮的传入，为陶希圣这样的青年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
20世纪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在兼容并包的北大，陶希圣有机会读到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著作。纵观陶希圣的政学生涯，他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是坚定反共的，而吊诡的是，他的思想却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五四运动”时期的马克思主义风潮，对于陶希圣不是像一阵风似的吹过无痕，而是深烙于头脑之中，甚至成为左右他思想的方法论。晚年他回忆说，“五四之后”,他开始“对一时风动之新书,如考茨基阶级斗争论与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一并购买,同样披读,无所轩轾”。虽然后来陶希圣在其文著中从未对亲历的“五四运动”作或褒或贬的评判,但这场运动对他的思想成长却有开启与震荡作用，这是勿庸置疑的。
陶希圣在大学时代聪慧刻苦，中西兼学，为他在日后学术上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从他年轻时的学习轨迹可知，东西方文化给他奠下了深厚基础。他生于湖北，少年、青年时期长期生活在河南和北京，他的北京话说得非常地道，没有湖北地方口音，是纯正的“京片子”，对南北中国的风土人情多有了解，这对他做学术讲演传播其学术思想大有裨益。总之，在读北大期间，他的勤奋，加上时代的外在条件，使他具备了成为一名知识全面的学者型人物的必要条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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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贺渊著：《陶希圣的前半生》，新星出版社2017年12月版，第367页。
（2）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之地方行政，采省、道、县三级建制。1913年1月8日，公布《划一现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道之长官称“观察使”，道署称“观察使署”。翌年5月23日公布《道官制》，“观察使”改称“道尹”。见郭卿友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138页。
（3）陶希圣著：《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9月版，见陶恒生撰：《序》，第13页。
（4）万文武, 万文周主编:《万氏诗词》,武汉出版社 19981月版，第707页。
(5)陶希圣著：《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9月版，见陶恒生撰：《序》，第15页。
（6）陶布圣著：《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45页。
（7）陶布圣著：《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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